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轻

罗世文，四川威远人，1904年8月(清光绪三十年七月)生于威远县与自贡交界处的观音滩。1931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38年11月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是小说《红岩》中英雄许云峰的原型之一。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于1940年3月策划制造了成都“抢米事件”，并诬陷共产党破坏抗战，逮捕了罗世文、车耀先等人，先后将他们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

贵州息烽监狱

贵州息烽监狱，是国民党军统设立的一所用以关押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以及与蒋介石在政治上有冲突人士的秘密监狱。它是蒋家王朝黑暗统治下的第一号天牢（关进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均不通过法院审判，释放生还的可能极小），又被称之为“杀人魔窟”。在这“第一号天牢”里，罗世文团结难友，建立中共狱中秘密支部，把监狱变成战场，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坚贞不屈而又机智灵活的斗争，挫败了敌人的一次次阴谋，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大义凛然、高风亮节的大无畏英勇气概，实现了他为共产主义理想“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的坚定诺言。

1938年至1940年，息烽监狱采取旧式监狱的全封闭式管理，“犯人”终年被囚禁在不通音讯、黑暗无光的牢房里，各监犯人无接触机会，彼此间不能称呼姓名，只能叫编号，为防止“犯人”谋乱，不准互相谈论案情，各牢房门上设有告密箱，监狱当局为监视在押人员的行动，将违纪违规军统人员化装成新进和转监“犯人”与在押人员关在一起，以探机密，“离间犯人关系”，以引起犯人的相互猜疑和相互防范。在这种严酷和特殊的环境里，狱中为数不多的党员无法联络和团结狱中难友开展斗争。

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春，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张露萍、冯传庆等一批党员由重庆转至息烽监狱后，狱中党员人数增加。加之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党的高级干部，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这就为狱中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人才和组织准备。

另一方面，国民党也意识到：仅靠威胁屠杀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时又慑于国共合作，全国抗日高潮的猛烈冲击，迫使其不得不改变囚禁策略，将高压、严酷变为“思想感化、政治攻心”，妄图以此来软化和消磨革命者的意志。

1941年3月，军统少将周养浩携妻儿从重庆来到息烽集中营，接替原息烽行辕主任何子祯，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主任”一职。周养浩在军统内素有“江山才子”的雅号，自诩“儒将”，深受戴笠赏识。

建立中共秘密支部

来息烽前他向戴笠提出一些改变监狱管理办法和打算，戴笠表示赞同，让他放手去干。周养浩一上任，就开始对集中营管理进行改革，推出所谓的“狱政革新”，其主要内容是“监狱学校化、监狱劳动化”，监狱称“大学”，牢房称“斋”，“犯人”称“修养人”，设立教诲所、编辑室、图书室等机构。建立生产组，将“修养人”分为一般、优待、工作和特别优待等几种，允许“工作修养人”参加狱中的生产劳动。创办内部出版物《复活月刊》《养正周报》，撰稿、编辑由修养人担任，以此实现其“思想感化、政治攻心”，把集中营办成一所统一“犯人”思想的“大学”，以此消磨和软化革命者的意志。“狱政革新”从客观上松动了对“犯人”的管理，提供了相互接触的机会，为狱中支部建立创造了外部条件。

罗世文以敏锐的观察力看准了这一有利时机。他认为：息烽监狱关押的大多数党员，因与党长期失去联系，必须有一个党的组织来领导他们进行有效的对敌斗争。在慎重地了解和熟悉狱中情况的基础上，罗世文与车耀先一道秘密筹划狱中党组织的建立工作。

1941年7月上旬，中共狱中秘密支部在息烽集中营“忠斋”正式建立。支部书记由罗世文担任，车耀先、韩子栋任支委，随后，又吸纳中共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张露萍、赵力耕、陈策为支部委员。至此，一个在狱中领导党员、团结难友的对敌斗争的坚强核心形成，长期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有了自己的基层组织，使他们在特殊环境里有了组织领导。

在罗世文的领导下，支部努力开展工作。罗世文指出：要斗争就首先要争取活下去。罗世文利用劳动和放风机会，与支委秘密研究支部工作计划和方针，作出首先是团结难友，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以便在形势好转、条件成熟时出狱；二是争取阅读书报刊的权利，利用敌人给予的学习讨论、写作、演出等机会，采用合法形式，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是同叛徒、变节分子、动摇分子作斗争；四是尽量想法与外界联络，让党了解狱中情况，进行救援或里应外合，举行越狱暴动的斗争纲领。

支部建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取当局改善生存环境和条件。首先是通过狱中影响较大的“修养人”，原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向监狱当局提出三个条件：一是早上6点、晚上7点要打开牢门；二是不许打骂“犯人”；三是改变“犯人”伙食。三个条件代表了在押“修养人”的利益，表面上又与监狱当局提出的“狱政革新”不相冲突，全部条件得到了当局同意，为以后支部开展秘密工作创造了条件。支部围绕监狱当局要求“犯人”去做“工作修养人”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党员间形成尖锐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为敌人服务，不能去，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抵制；另一种意见是：只要在政治上没有条件，就应该去。党外难友看党员的态度，党员又看罗世文的态度，针对这个问题，罗世文深思熟虑，果断决定：“只要政治上没有条件，可以去。”

随后，车耀先、韩子栋等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作为“工作修养人”参加监狱的劳动和管理，并以此为掩护，扩大了党组织联络难友的渠道和范围，相互接触机会增多，使秘密支部的作用得到较好地发挥。

狱中秘密支部抓住监狱当局推出的“狱政革新”，创办《复活月刊》《养正周报》，允许“修养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参加演出活动的有利时机，鼓励大家利用这个阵地，以团结和教育广大难友。支部成员罗世文、张露萍、赵力耕分别以笔名“史迷”“晓露”“力更”撰文在报刊上发表《一月的世界与中国》《七月里的榴花》《冷区长》等论文、诗歌、小说，爱国民主人士李任夫以“力朗”笔名发表《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检讨》等文章。

作品或锋芒毕露，或寄物抒情，以尖锐的笔力和巧妙而委婉的手法揭露和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讴歌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狱政革新”时期，每年4月1日监狱当局要在大礼堂举行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纪念晚会，当地军政要员均要出席，节目由“修养人”编排，有的难友不愿参加排练，罗世文就启发难友们，参加演出“既活跃身心，又宣传抗日”，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消除了难友们的顾虑。

团结狱友同特务展开斗争

罗世文亲自编写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由张露萍、侯仁民扮演剧中主角，出色的表演和感人的剧情不时博得全场阵阵掌声，支委赵力耕在《反正》一剧中扮演一名爱国士兵，当全剧进入高潮时，他用慷慨激昂的东北口音喊出：“大队长，反正吧，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再给日本鬼子当亡国奴了！”铿锵有力的陈词，震撼人心，催人泪下。连监狱管理人员都称赞“共产党里面有的是人才”。事实证明，罗世文的决定是正确的，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斗争艺术以及善于把革命的原则性和斗争的灵活性巧妙结合的领导艺术和才能。

支部的第二件事就是搞好关系，团结难友。罗世文指出：只要不是存心整人，在背后“打小报告”迫害难友的，一律要搞好关系。在当时，公开身份的党员人数很少，未暴露身份的又无法得知，各种原因入狱的甚至还有华侨和外籍人员，人员构成极为复杂。要团结难友是一件非常重要而又很难做好的工作。罗世文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带头去做团结难友的工作，他从不孤傲自矜，只要条件许可，就主动和难友接近，关心他们的疾苦。监狱当局企图感化罗世文，常送给他一些礼物（如药品、食品、生活日用品）时，他想到这些东西患病和体虚的难友需要，就毫不客气地收下，当面全部分送难友，弄得特务十分狼狈。狱中难友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误解时，罗世文就耐心地解释。他从国内外政治形势讲到国内民族矛盾上升，从党的国共合作主张讲到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使难友茅塞顿开，化解了疑惑。罗世文带头团结难友的事迹，感染和影响到其他党员及进步人士，难友们相濡以沫，关系融洽，从而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在支部的领导下，“不屈服，不投降，坚持下去”成为大家的共同行动。罗世文的行为不仅感染了狱中难友，就连特务们也不得不敬畏。

利用一切机会与党组织联系

支部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积极与外界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搞越狱暴动。罗世文通过车耀先以图书管理员身份的有利条件去教育和争取群众。另一方面，把对外联系争取集体越狱的任务交给未暴露党员身份的支委韩子栋，罗世文针对韩子栋想公开党员身份的念头，严肃指出这样做的坏处。指示韩子栋去做工作修养人，从事印刷、经营小卖部工作。这样，就有了与外界接触和与党组织联系的机会。

狱中难友周子祯是一个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他因“汉奸”的嫌疑而被捕，由于无确凿证据将被释放，罗世文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韩去找周谈几个问题：第一，是要求周把他所知道的狱中党员情况向党组织作口头汇报；第二，要求他与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第三，希望他出去后设法弄一些书籍进来。周出狱后，与省委取得了联系，不久，收到周寄来的书报杂志。但不巧被发现，支部想方设法通知周停寄书报，迅速转移，避免了周的第二次被捕，从此，狱中支部与狱外党组织的联系中断。

为不失掉与狱外党组织的联系，罗世文总是不放过每一次可能的机会，当他得知苏联人小马即将被释放时，就随机在烟盒纸上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简要汇报狱中情况，托小马通过苏联使馆转恩来同志，以此求得与党组织的联系。但后来，狱中秘密支部始终未能与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暴动计划一直无法实施。即便如此，支部也未放弃此项工作。

英勇就义 高声吟诗赴刑场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8名中共党员与64名党外难友被转移至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关押。几天后，罗世文、车耀先被押解至重庆渣滓洞分别关押。国民党当局无视党中央多次提出释放罗、车二人的要求，8月17日，国民党诡称将罗、车二人移往南京，罗世文清楚地意识到是自己献身的时候了。

他把自己和支部多年积存下来的钱秘密交给许晓轩（老宋）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并在一本俄文书籍封面上写下了给党组织的遗信：“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坚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尚留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1946年8月18日下午3时，罗世文、车耀先被押至歌乐山松林坡刑场，就义前，罗世文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苍翠的松林，还有敌人的屠刀，慷慨激昂，高声吟诵孕育已久的诗篇：“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高呼“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国民党将罗世文、车耀先秘密杀害后，特务们在两烈士身上泼上汽油，毁尸灭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隆重将罗世文、车耀先的遗骨重新安葬于歌乐山松林坡，周恩来总理题写“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碑名。

学生们在罗世文烈士塑像前列队、鞠躬

学生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威远县罗世文纪念馆参观